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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“记者”如何坚持职业操守?

作者:尹力|时间:2017-07-25 01:14|来源:mbb.micegx.com资讯网|评论数:|字号:[小] [大]
核心提示:古代“记者”如何坚持职业操守?

(原标题:古代“记者”如何坚持职业操守?)

新闻记者这一职业,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,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史。我国第十七个记者节即将到来,借此机会,海南周刊邀约文史研究者给读者讲讲古代“记者”的故事。

古代自然没有“记者”这个职业,他们其实是史官——历史的记录者,但要做到如实记录历史,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;今天的记者所报道、所记录的,在今后也将成为历史,于是,真实性就不但是新闻的生命,也是历史的灵魂。——编者按

眼下,网络、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崛起,对视听、平面等传统媒体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,而广大新闻工作者依然坚守阵地,为党和人民鼓与呼,传递正能量,令人肃然起敬。古代的“记者”是什么样的呢?他们是如何坚守职业操守的呢?

秉笔直书的太史伯

其实,古代是没有记者这个称谓和职业的。我国古代被称为报纸的是邸报,它最早出现在汉代,是专门用于登载皇帝的谕旨、诏书、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内容,最早写在竹简或绢帛上,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,才印在纸上。因为都是官样文书,无需采访报道,就没有记者之说了。

直到晚清时期,大约19世纪70年代,正式的报纸出现,才开始有专职的采访记者,起初叫“访员”“访事”“报事人”,到了19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“记者”这种称谓。

在古代最近接近记者职业的是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,称为太史。在春秋战国时期,就由他们来负责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及朝廷的大事,董狐、太史伯等为代表的好多太史,为了真实记录当朝的史料,甚至遭到杀害。

据《春秋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载:春秋时,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。崔杼知道后,便设计杀了庄公,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,是为景公。崔杼也自封为相国,飞扬跋扈、专断朝政。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,崔杼大怒,杀了太史伯。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,都被崔杼杀了。

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“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,你难道不怕死吗?你还是按我的要求,把庄公之死写成为暴病而死吧”,太史季正色回答:“据事直书,是史官的职责,失职求生,不如去死。你做的这件事,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,我即使不写,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,反而成为千古笑柄”。崔杼无话可说,只得放了他。太史季走出来,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,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,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。

齐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,给后人很大的鼓舞和启发。正是有了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,才有了“董狐直笔”“秉笔直书”这样的成语,这是古代的“记者”们用生命代价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换来的最高美誉。

司马迁刑后著《史记》

后来,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开始编纂《史记》,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国史《二十四史》,这部皇皇巨著,卷帙浩繁,详实生动地记录了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。成千上万的史官史家继承董狐们的优良传统,坚持真理,秉笔直书,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。他们同样是古代最可歌可泣、名副其实的“记者”。

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正在全身心地撰写《史记》的司马迁,却遇上了飞来横祸,这就是李陵事件。这年,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、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,另派李广的孙子、别将李陵随从押运辎重。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,孤军深入浚稽山,与单于遭遇。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。经过八昼夜的战斗,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,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,不幸被俘。

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,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,趋炎附势,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,现在却附和汉武帝,指责批判李陵的罪过。汉武帝就此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,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,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,尽力为李陵辩护。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,对朋友讲信义,对人谦虚礼让,对士兵有恩信,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,有国士的风范。

司马迁对汉武帝说:“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,深入匈奴,孤军奋战,杀伤了许多敌人,立下了赫赫功劳。在救兵不至、弹尽粮绝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仍然奋勇杀敌。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。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,而他杀伤匈奴之多,也足以显赫于天下。他之所以不死,而是投降了匈奴,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”。司马迁的仗义直言触怒了汉武帝,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,讽刺劳师远征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,于是将司马迁打入大牢。

最后司马迁被处以最残酷的宫刑,如此屈辱的刑罚,没有击倒司马迁的信念,为了完成鸿篇巨制《史记》,他坚持活了下来,而且在大赦后,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来。到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在司马迁的艰辛努力下,《史记》全书完成,共得130篇,52万余言。

司马迁的人格力量,铸就了他的史书力度,从而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泰斗地位。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给他以高度的评价:“自刘向、杨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材,服其状况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、其事核,不虚美、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司马迁坚持真理、仗义执言、秉笔直书的“实录”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界和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。《史记》因此被鲁迅称为: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。”

《明史》作者万斯同

在漫长的《二十四史》修著过程中,史家史官们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,以史实说话,不搞以稿谋私。但也不排除个别谋私现象,颇受争议的陈寿索米公案,就是一例。《晋书》中就记载了,陈寿在写《三国志》时,曾向丁仪、丁廙的儿子索取大米千斛,这两人不给,得罪了陈寿,他就不给丁仪列传。其人品和文品可见一斑。另外还有北魏的魏收,他编史时大量收受礼物和金钱,他所著的《魏书》,因此颇受后人诟病。

但是到了清初,却出了一位不要国家俸禄,不收传主后人贿赂,专心修成《明史》的史学大家万斯同,堪称古代“记者”操守严谨的第一人。万斯同(1638-1702),浙江鄞县人,幼年聪慧异常,十四五岁时,他已遍读家中藏书;十七岁那年,其父又送他跟诸兄一起受业于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黄宗羲,成为最得力弟子,热爱明史的研究。后来有机会专门研读了明十五朝实录,为他以后编纂明史,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但是正如其师黄宗羲一样,万斯同也重气节,不愿当清廷的官。1678年,有大臣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,他坚辞。1679年,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,又推荐他入馆,他开始仍不愿去,但老师黄宗羲觉得这是挽救明史的好机会,劝他赴京。送别时,黄宗羲以“四方身价归明水,一代奸贤托布衣”的名言相赠鼓励他。当时,凡入史馆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禄,但万斯同赴京后,只寓居于徐元文家,不受官职,不受俸禄,以布衣身份入馆修《明史》,担任实际上的主编,前后达十九年。

万斯同对明史情有独钟,研究深入,编纂严谨。所以万斯同坚持史实至上,绝掺不得任何渣滓。清代陈康祺《郎潜纪闻初笔》载:有个运粮饷的官员,半路上遇到强盗,吓得逃到山里而死。死者的孙子怀藏白银,送给万斯同,请求他把死者附在《忠义传》里。万斯同说道:“史家之笔是中流砥柱,歪曲不得。你想让我当第二个陈寿吗?”

一脉相承的是,后来万斯同的侄子万言,又参加了《明史》的编撰工作,专门负责写明崇祯长编。好多当时重臣的后人,纷纷入京贿赂他,求他美化其先祖,以减轻其先人的罪责,万言当即严词拒绝说:“史家之笔金不换,你们不知道我的为人,难道不知道我叔叔的为人吗?”贿赂的人羞愧而退。

正是有了这样的气节和操守,万斯同编著的《明史》在二十四史中,被看成除了“前四史”,即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以外最好的史著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:“近代诸史自欧阳公《五代史》外……未有如《明史》之完善者。”

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万斯同的500卷本《明史稿》,被删改编辑成332卷的《明史》,虽然没有署万斯同的名字,可是历史是公正的,大家仍然记住这位布衣入馆的一代史家万斯同,对此最有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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